推开中文堂七楼那扇木门，眼前的时光仿佛被凝固：三面书墙如群山环抱，隔出两张桌案；一张笔墨纸砚静待挥毫，一张电脑与常用书册相伴。古籍与新著交错，师友赠书与家传旧册并立。这间约三十平方米的“澹斋”，是亚美体育中文系吴承学教授日常读书和写作的地方，凝缩了他四十年学术生涯的剪影。
“对我来说，最珍贵的是父辈留下来的书及师友的赠书。读前辈与师友的书，就像和他们相晤，听他们聊人生，谈治学。摩挲品赏，见书如面。”
吴承学的父亲钟爱读书与藏书，父亲藏有的1962年人民文学版的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，至今仍是吴承学的常用书。丰富的藏书使吴承学自幼便接触了大量古代诗文。幼年时，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《千家诗》等经典，他早已熟读成诵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吴承学培养了对文史的独钟之情。
吴承学老师家庭合照
1977年吴承学考入亚美体育中文系，与陈平原、王培楠等成为同窗。上了大学后，吴承学的一大爱好就是用节俭下来的钱购书。在吴承学眼里，上学时的读书记忆是温馨的：“我们正当年轻，如饥似渴，对于各种书籍、各方面的知识，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消化力，就像大旱之后干裂的田地，突然遇到充沛的时雨。”在读过的无数书里，给吴承学留下最深印象的当属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和《旧文四篇》两本著作。
吴承学老师
1981年，吴承学购得钱钟书先生的经典之作《旧文四篇》。这是他上大学之后最早接触到的经典学术论文集。这本定价0.31元的薄册，书虽薄，分量却极厚重。首次阅读时，吴承学就被其学问的广博和精深以及学术的智慧和思想所震撼。《旧文四篇》成为了吴承学论文写作的启蒙导师。
另一套是1965年版、1983年重印的中华书局影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厚厚两大册，在当时的定价是19元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是吴承学最常读且获益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，为吴承学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文献学、目录学的治学途径。通过它，吴承学大致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，并且尽可能在已有学术研究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工作。他笑言：“这两本合起来不到20元的书，堪称是我人生获利最大的一次‘投资’！”
学术路上，不乏师友赠书，在吴承学看来，这些师友亲笔签名的赠书，是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得的珍藏。在本科阶段，卢叔度教授邀请吴承学协助他整理《我佛山人文集》，引领吴承学初窥学术门径。卢叔度教授签名赠送的书，吴承学已经保存了40年。研究生阶段指导吴承学的邱世友老师，是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专家，亦曾赠书给吴承学。赠的书最多的是吴承学的博士指导老师王运熙先生，有十多本（含合著）。2005年7月，王运熙寄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文心雕龙探索》一书。扉页上，王运熙用挺逸端庄的小字，写下“全面观照，准确把握，正本清源，探明原貌”这一段话，并标明是“治学自警语”，以此来赠与吴承学。每次看到王先生的手泽，吴承学就会想起他严肃认真的音容，惕然而惧，对于学术绝不敢有轻慢之心。
王运熙先生赐治学警语
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进入21世纪以来，社会迅速转型。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。电子阅读兴起，短视频大行其道。在吴承学看来，今天的读书人，面临着如何既传承老传统又拥抱新科技的难题。这是一道“鱼”与“熊掌”都想兼得的难题。吴承学力图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，当他需要快速浏览、广泛收集、下载各类信息时，会使用电子阅读；而当他在阅读经典作品与常用典籍时，还是更加偏爱自己拥有这些经典的纸本书籍，也会尽可能地使用纸本书籍来阅读。“我更喜欢在阅读纸本过程中所伴随的触摸感、仪式感乃至高雅之感，那是读电子屏幕无法感觉到的。”他说。
读书多年，吴承学也形成了特殊的阅读习惯。在他看来，读书如同观景，最忌千人一面。他说，若只在“观景台”驻足，所见之景必然雷同；若能另辟蹊径，俯仰高低间，方有新的感受。他将这种跳出常规的阅读习惯称为“陌生化读书法”。对于不同阅读目的的书，吴承学也有两种不同的“读书法”：一种像陶渊明说的，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这是闲览读书法。凭着兴趣泛读，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另一种是专业读书法，好学深思，疑义相析，推求斟酌，永无止境。
